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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明新聞
借古開今——張大千的“摹”與“變”
2015-11-05

  上海道明2015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將于12月14日于日航飯店舉行,屆時歡迎各方同好蒞臨參觀。今擇其中沈怡先生舊藏張大千書畫作品兩幅,請各界藏家品鑒。

  此兩幅張大千作品:臨黃鶴山樵《夏山高隱圖》、《八德池圖》分別作于張大千繪畫藝術生涯的兩個重要階段:仿古的巔峰時期1947-1949年,張大千因眼疾潑墨變法的過渡時期1961-1963年,這兩幅作品也恰恰代表了這兩個重要時期,張大千先生的繪藝成就亦可從中覷得一二。

 

張大千 仿黃鶴山樵《夏山高隱圖》 158x71 cm 設色紙本 立軸

 

  是幅《夏山高隱圖》為張大千作于成都西郊之稅牛庵中(稅牛庵為張大千在國內置辦的第一處房產,也是他與徐雯波的婚房),為臨黃鶴山樵《夏山高隱》本(原作現藏于故宮繪畫館)。據此,本幅所作時間應在1947年-1949年間。原跡王蒙《夏山高隱圖》于民國初年,由著名文物鑒賞家、京劇藝術家韓慎先于琉璃廠購得,以為鎮宅之寶,并自號夏山樓主(據載,張大千曾借臨數過)。


 

  清李佐賢《書畫鑒影》載:“王蒙《夏山高隱圖》軸,絹本,高六尺五寸,寬二尺八寸,微著色,兼工帶寫。下段右方林屋中,高士據床而坐,旁一童捧盤,庭前一童調鶴,左方室內外各一人,中間林蔭繁薈,流泉下注。兩山缺處一人捧敕前來,當系使臣征召高士者。中斷兩山間,三露梵宇,一露茆屋,大壑奔泉,瀠洄曲折。上段高山峻嶺,瀑布孤懸。”大千此臨,構圖基本相若,位置變化差異甚微,人物形態及建筑錯落相似,底溪泉入河道處增繪水面數分,使畫面更顯完整。與原跡比較,張大千在整幅圖中山石的渲染,筆墨的疏密濃淡,光影之明暗對比,設色之濃艷靚麗等方面無不切入自己的主觀強調,多體現張大千自己的筆墨習性,開創出另一種的王蒙風韻,相比之下,原跡內在的渾樸蘊籍和厚重的筆意大為遜色了。
 


 

  大千先生“血戰古人”,從清初四僧上溯宋元,王蒙即其中歲追摹前賢過程中重要目標之一,蓋以王黃鶴“法門最為廣大”,打通這個集大成的關隘,則有助直窺宋人筆墨堂奧。從先生傳世臨古畫跡中,王蒙應屬其筆下臨仿最多的對象,其用功之勤,不僅尋覓原跡,以收歸“大風堂”為鵠的,即使未遂所愿,也借得而再三臨摹,本幅自不例外,粗考,張大千繪本《夏山高隱圖》已有四,其一:丁亥二月夏山樓巡歸背臨一過(見香港佳士得2008年春拍第994號拍品);其二:《王蒙研究》(上海書畫出版社,2006年7月)P270, 第十四條載:“臨黃鶴山樵《夏山高隱圖》。丁亥四月,居士臨此巨作,題贈李秋君女士。”其三:見《中國畫技法史研究叢書·王蒙》P54,圖72(上海書畫出版社,1999年12月)此幅落王蒙原款;其四應即為本幅。更有多者,亟待補充。如此四臨,可見大千之醉心王蒙,一再的臨摹,使他已深得王蒙精髓。“在王蒙之后六百年,沒有一位畫家能比他更積極徹底地了解王蒙。” “事實上,在元代畫家中,最適合大干先生性向的是王蒙,他最喜好的是王蒙,收藏最富的是王蒙,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王蒙,得益最多的也是王蒙。”——《王蒙研究》。

  1947年5月大千先生在上海舉行近作展中有臨黃鶴山樵作品四幅:《林泉清集》、《夏山隱居》、《夏日山居》、《夏山高隱》,其目錄七十九號之《夏山高隱》因目錄欠圖版及相關資料,未能確認為孰本。

  據沈怡先生家屬回憶,此幅應為沈怡先生在泰國期間所得;又據《關德懋先生訪問記錄》(九州出版社,2012.03,P88)載:1953年關德懋受鄭介民(時任“國家安全局長”)托,赴泰國公干,攜張大千、溥儒畫作各一幅由臺至曼谷,贈與泰國巨商王鳳翙,繼而王將張大千畫轉贈沈怡。(沈怡時任遠東防洪局局長,與關德懋為同濟大學時同學,亦同時留德。),如是此幅,則本件作品至今已由沈怡先生珍藏逾一甲子之久,今釋出可謂難得,縱158cm,橫71cm的巨幅尺寸也為市場少有出現。

 

張大千 《八德池圖》 159x84.5 cm 設色紙本 立軸

 

  另幅《八德池圖》所寫乃巴西摩詰山園內八德池景。1953年張大千購入巴西圣保羅附近總面積14.52萬平方米的園林,大興土木建成了一座中國庭園格局的優美園林,以寄托思念故土之情,取名八德園(初叫摩詰山園,以紀念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),1961年秋,先生覺八德園中有山無水,不夠雅致,遂耗巨資請人在八德園中開一占地很大的水池(挖出的泥土用來堆置假山),布局全由其親自設計,取佛家八功德水之意,將池命名為“八功德池”。

  大千先生建構八德園的工程浩大,歷時數載。概貌雖成,修橋搭亭,栽種各種花木的修飾完善,待漸次進行,故園貌陸續改變,這影響了畫家在構圖選角及攝入畫面的景觀,如本幅采俯視角度描繪之法,池中已顯開闊,應已初步完工,綿延松柏林木橫貫于池中;極遠處林中可見屋舍錯落;近處兩株蓊郁蒼松突顯于前,一高士泊淡寧靜,煢立于松下,高士眉目清秀,雙眼斜挑,高額短須,造型上溯魏晉,顯有曹吳風尚,衣著間盡顯高士不凡之氣度。既打破了畫面的凝滯,使其不致有擁塞之感,又加深了畫面的幽深,主題人物更顯突出,亦或為大千先生寄情于藝,抒己之思鄉思友之緒。

  張大千在畫中一反其傳統細筆山水畫法,大膽運用近乎粗野的線條畫風在細致中彰顯遒勁的力度,以水墨、積染和潑染為主,在寫筆與潑墨的碰撞中求得交融貫通,同時又兼顧設色的清逸,筆墨技法的高妙,頗得大滌子用筆縱肆,墨法淋漓之真諦。大千也由此跨出了突破傳統規范的第一步,奠定了晚年潑墨山水的底蘊,而此圖或可看出一些端倪。

  壬寅八月,張大千應臺灣歷史博物館之邀,由巴西飛赴臺北,在該館舉行《張大千畫展》,展出近作百余幅,內中多幅系潑墨潑彩寫成,這些筆墨淋漓,畫法新穎的作品,令臺灣藝壇人士大為震驚。在臺期間,大千曾多次與時任“監察院院長”的于右任、“總統府秘書長”張群、“交通部部長”沈怡等老友會晤,此幅即為是年10月,張大千由臺轉道日本再回到巴西后所作寄與沈怡。

 

  此兩幅張大千作品均系沈怡舊藏。

  沈怡(1901-1980),原名景清,字君怡,浙江嘉興人。父沈秉鈞,是《辭源》和首部《新字典》的編纂者之一。沈怡先生早年于上海同濟大學修土木工程系,后留學德國德累斯頓工業大學,獲水利工程博士學位;1926年回國后歷任上海市工務局長、上海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主席、導淮委員會委員、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、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等職。1938年任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處長,1942年任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,1945年任交通部次長,1946年11月至1948年12月任南京特別市市長。1949年4月受聘為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防洪局局長,發起并實施了湄公河工程。1960年5月,回到臺灣,任臺灣“交通部”部長,1968年調職為“總統府”國策顧問,旋又改任臺灣駐巴西共和國“大使”,未久任即離臺僑居美國,晚年致力于學術教育及著作,有《市政工程概論》、《黃河年表》、《黃河問題討論集》等書,1980年9月在美病逝。

蔣介石和沈怡 1968年

  值得一提的是沈怡先生有三個姐妹,大姐沈性真,字亦云,嫁給了蔣介石的朋友和顧問黃郛;二姐沈性仁,嫁給社會學家陶孟和,陶后來在北京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,直至1959年去世;妹沈性元,嫁給一度擔任資源委員會副秘書長并且是翁文灝主要副手的錢昌照。沈氏應懿凝,浙江永康人,名門望族(祖父應寶時,字敏齋,道光舉人,官至江蘇按察使,署布政使。初入曾國藩幕,后與李鴻章友善)。1951年經易君左推薦,于香港拜入大風堂門下;沈、應結婚時,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、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的胡適和李瀛煜、吳震修都位證婚人之列。

沈怡夫人應懿凝向張大千行拜師禮后合影,1951年,香港

 

沈怡夫婦銀婚紀念(左三、左二),張群夫婦(右一、左一),胡適(右二)于宴會合影,1953年,臺灣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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